诞生于磨砺之中的世界遗产——我所知道的悉尼歌剧院的故事

悉尼歌剧院是澳大利亚最具标志性的建筑，座落于澳大利亚悉尼港勃利郎角（bennelong point）。在悉尼港蓝得让人眩晕的海面上，它犹是一组迎风扬起的风帆；犹是一串层层开启的贝壳，其独特的无与伦比的艺术效果，让每一个到过悉尼的人，都过目难忘。

    但从专业角度审视，悉尼歌剧院并不是一座无可挑剔的建筑，甚至是存在缺憾的建筑。它建造始末，历尽坎坷波折，成为现代建筑史上一段奇闻。
一九五六年，澳大利亚在墨尔本成功举办了第十六届奥运会。“能够举办奥运会的国家是伟大的国家”——这是一九八八年汉城奥运会的广告语。也许也是这样的情结，当年，澳大利亚悉尼交响乐团指挥古申斯（Engen.Goosens）通过他的挚友——工党政府总理凯希斯（Josepn.Cahill），希望拥有一座世界级的歌剧院。遂促成政府出面，选址悉尼港内最具黄金价值的勃利郎角，筹建悉尼歌剧院。
按设计任务书，悉尼歌剧院包括一座3500座的歌剧、音乐演奏的大厅和一座1200座的话剧小厅，是一座纯艺术的殿堂。征集方案阶段，收到30个国家233份设计图。评选专家却只有四人：美国建筑师沙里宁（Eero Saarnen）、英国建筑师马丁（Lesie）和澳大利亚两位资深建筑师。一个举世瞩目的伟大作品的诞生，往往并不取决初始阶段的精心策划和苦心求索。也许历史注定要让悉尼歌剧院历经磨砺，造就一座非凡建筑，这个太过精干的专家组竟没有安排一位结构工程师。评选过程中，沙里宁又迟迟不到位。等他赶到，十个获奖方案排序已定。沙里宁一副美国作派，一一过目，都不满意。遂从剔下的图纸中，提取了丹麦建筑师伍重（Joer Vtzon）的一份，不顾众多反对意见，将它列为首奖。
丹麦建筑师伍重的设计方案，是一个由一组“薄壳”屋顶组合而成的建筑，方案极富创意和动感。当年他仅三十七岁，也许因为年轻，难以全面把握如此复杂工程的复杂关系，他提出了创意之后，绞尽脑汁，反复探索，也没有找到实施这一创意的办法，最后连绘制竞赛正规图纸的时间也不够了，在几乎干不下去的情况下，草草交了卷，不期绝望之中，竟获首奖。

    对这一个不很慎重、甚至有点不负责任的设计方案，却得到了沙里宁的的青睐。沙里宁偏爱“薄壳”，与他个人经历有关，他1955年设计的麻省理工学院礼堂和后来的纽约肯尼迪机场环球航空公司候机大厅，都是“薄壳”结构。尤其肯尼迪候机大厅，两翼“薄壳”，如雄鹰展翅，因切合美国精神而好评如潮。但沙里宁不是结构工程师，不知悉尼歌剧院此“薄壳”，并不等同肯尼迪机场彼“薄壳”，没有可靠的结构技术支撑，只凭“薄壳共鸣”而力排众异。沙里宁认为，设计方案，创意是最重要的，只有创意超群，才会产生超群效果。
年轻的伍重建筑师意外获奖，大喜过望。他用丰厚的奖金，周游了世界，也到了当时人们不常到的中国，见过我国老一辈建筑学家杨廷宝、童寯等人。但伍重的喜悦是短暂的。工程早期他尚能掌握设计施工主动权，但随后，由于造价超标、环境演变、政局更迭……在一场又一场的风波和危机中，吃尽苦头。
悉尼歌剧院飘逸状的“薄壳”屋顶，其实与歌剧院功能要求互不相干。也就是说，歌剧院的演奏功能，并不需要这些徒有其表的屋顶，它只是赘物。更糟糕的是，这些张扬的“薄壳”艺术表现，并没有可靠的结构技术保证。伍重获奖后，携方案求教于伦敦的丹麦籍结构工程名宿何鲁普，借以祖国情缘，谋求方案实施。他们进行各种模型试验，探索多种解决方案，终因“薄壳”的飘逸姿态违背了最基本的结构原理，虚耗了三年光阴，一无所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歌剧院“薄壳”的结构方案尚未着落的时候，面对各方面的批评、否定意见，工党政府决定抢先动工，以既成事实对抗否定意见，抵消反对党指控工党政府举措无能的压力。一九六三年，完成了基础与底座工程，使工程无遮无拦地置于悉尼港众目睽睽之下。迫于这样的情势，伍重、阿鲁普不得不放弃“薄壳”观念，以“拱肋”代替“薄壳”。这是一个妥协折中方案，实为无奈之举。“拱肋”与“薄壳”最大的不同在于，“拱肋”只解决了与“薄壳”屋顶的形似问题，“拱肋”结构需要厚重的支座和牢固的边沿，使原设想依靠“薄壳”自身结构作为支点的造型方案不再飘逸。即使这样，伍重和阿鲁普借助当时并不普及的电子计算机，又耗时三年。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正当歌剧院“薄壳”不再“薄壳”，但总算解决的时候、伍重唯一信任和支持者凯希尔总理猝然病逝。澳大利亚政局突变，此时工程耗资已超出原先预算的五倍，面对罢工、涨价，悉尼歌剧院工程成为众矢之的，成为自由党抨击工党、争取选票的筹码。1965年，自由党上台，立即重组筹建组，以节约为名，大幅度紧缩开支，削减规模，并引入多家业主单位，以拓展投资渠道，使歌剧院一改设计初衷，成了集演出、展览、电影、录音、酒吧于一体的多功能场所。并把先前的责任全归于伍重，不仅拒付拖欠日久的设计费，还逼迫伍重交出工程主持权。
如果撇开两党政治、意识形态不论，平心而言，自由党政府出于经济压力，采取这一系列措施，也是无奈之举。只是歌剧院经过这样的重组，整合，元气大伤。之后，又耗时六年，以超出原先十四倍的造价，于一九七三年告竣。
除了异想天开的“薄壳”屋顶，悉尼歌剧院不足之处，还在于建筑布局：勃利郎角面积仅三公顷，呈狭长形，伍重建筑师设计方案两厅并列布置，致使建筑宽度超出了基地宽度，如大幅度外展填海，涉及地基基础、工程时间、巨额经费一系列问题，因此不得不挤掉剧院部分必备的用房，并将侧台也布置于地下。由于工程置于悉尼港，要求建筑各个方向均要有堂皇的外观，尤其屋顶，为获取悉尼大桥上最佳观赏效果，需使“薄壳”冲着大桥，递次展开。这样的布局，使观众不能从正面而只能从后台步入观众厅，如此凑合和不合理，在全世界剧院建筑中，也许仅此一例。
工程历经磨砺建成当时，反应平平。一般评价也毁誉参半。毁的意见，仍然集中在“薄壳”屋顶，认为是形式主义、玩弄技巧，讥讽造型如搁浅的鲸鱼，撕开的桔瓣。
发端于十九世纪的现代建筑运动，主张形式服从功能，建筑与结构协调，从而让建筑从形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是建筑史上伟大的革命。但悉尼歌剧院违背了现代建筑原理，从这意义上说，悉尼歌剧院是不成功的，甚至是失败的。伍重建筑师获奖之初，现代建筑运动大师——美国的莱特还健在，老人曾对伍重“改天换地”的方案和沙里宁“表现主义”的评选表示过不屑，认为是荒唐的。但莱特(Frank Lold Wright)的意见也许只对了一半，因为建筑除了物质功能要求之外，还有艺术和精神作用。艺术规律并不囿于物质生活的常情常理。艺术拒绝平庸。艺术如没有超前的审美落差，也就没有了新意。没有新意的艺术，很难说有多少生命力。
艺术甚至不排斥残缺。曹雪芹的《红楼梦》，只写了八十回，是残缺的，但它给人以无穷的艺术遐想而魅力无穷；希腊女神维纳斯雕像断了一条胳膊，是残缺的，众多艺术家尝试过接上断臂种种方案，终因任何方案远没有断臂更具感染力而放弃。当艺术的精神作用上升为主体地位，其他层面的残缺便退而求其次，甚至反过来烘托渲染了艺术和精神作用，全由聋哑姑娘演出的“千手观音”，曾经使观众如痴如醉，她们身体的残疾和艺术的美落差如此之大，残疾渲染了美，并将美演绎到了极致。
从这意义上讲，悉尼歌剧院是成功的。它功能上，结构上的残缺，也许正是它魅力所在。艺术的规律不能用一般标准衡量，极端荒唐的反面可能就是非凡极作。
只是，与诸多艺术不同，建筑艺术是建筑师用巨大的社会财富，乃至举国之力进行创作，为“残缺”产生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