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雷舍人和他的“大裤衩”

北京约有10000多幢高层建筑。其中最显眼，引起广泛争议的，便是CCTV新大楼。它两座倾斜的塔楼，在地面往后“扭结”在一起，在空中往前挑出75米，又“拧巴”在一起，形成一个很张狂、很怪异的“环”，北京人称它为“大裤衩”。　
“大裤衩”，这名称很不雅，尤其对这样一个充满着文化和智慧的CCTV。CCTV当局曾征求过属下广大精英意见，精英们也取过“智窗”之类很文雅的名字，但终究敌不过民意，至今还叫“大裤衩”。
“大裤衩”的设计者，是荷兰大都会建筑事务所（OMA）青年建筑师奥雷舍人（Ole Scheeren）。设计这建筑时，奥雷舍人年仅30岁。

改革开放，国门打开，巨大的建筑市场，不可思议的建设速度，吸引了国外建筑师蜂拥来到中国。国人批评中国成了外国建筑师的试验场。来到中国的建筑师也确是有良莠的，有商业型的，也有“掏浆糊”的。但奥雷舍人不同，奥雷舍人是认真的。当时可供他选择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项目，那就是911被炸毁的纽约世贸中心的重建工程。奥雷舍人曾经是纽约、洛杉矶、旧金山多家建筑事务所的首席设计师，他熟悉美国，熟悉世贸中心，但他觉得世贸重建工程纪念意义太强，他不喜欢为了纪念意义，在某种事先设定的框框内工作。他追求建筑和因建筑而发散出来的意境的自由表达。
他选择了中国，选择了CCTV。尽管当时他完全不熟悉中国。
奥雷舍人是德国人，出身于德国西南部城市卡尔斯鲁厄（karlsruhe）。毕业于卡尔斯鲁厄大学建筑系。父亲是这所大学的建筑系教授。但奥雷舍人生性“反叛”，不喜欢在父亲的麾下，重复父亲的事业。高中毕业，从事过摇滚乐。之后，又尝试过摄影、写作、编剧、电影等多种艺术门类。
199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24岁的奥雷舍人接触了荷兰大都会建筑事务所和该事务所首席建筑师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听了雷姆.库哈斯的一个报告，对建筑有了“顿悟”。荷兰大都会建筑事务所是一家致力于城市设计探索的国际著名建筑事务所，雷姆.库哈斯是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2001年，奥雷舍人在获得享有盛誉的伦敦建筑联盟（Archieetural Asso Ciaton）硕士学位后，加盟了这家事务所，成为雷姆.库哈斯的合伙人。
也许这一番历练，有助于奥雷舍人对CCTV新大楼复杂功能的理解和对设计的总体把握。CCTV新大楼是世界上最大的媒体建筑，数百个频道将在这里播出，一万余人将在这里工作，这让奥雷舍人始终激动。凭CCTV的实力，把它设计成一幢超高层建筑，超过上海“金茂”、超过台北“101”、超过广州“小蛮腰”，超过纽约，超过迪拜……都是容易的。但奥雷舍人认为这毫无意义。建筑艺术从本质上讲是空间的艺术。电视节目从制作到播出，其功能是连续的，其空间是循环的，这是一个封闭但需要互动的“环”。电视媒体一整套功能，都将在这个“环”上生成，并周而复始。CCTV一万余名员工，将赋予这个“环”以生命，整幢大楼会像一座小型城市，将因有这个“环”而井然有序。顺应这个内部空间的“环”，生成建筑实体的“环”，是建筑设计的由内而外的正确表达，是顺理成章的。如果建筑的使用功能是“实”，外表是“华”，“华”“实”相映才能成趣。
奥雷舍人不认同“华而不实”的中文语境。他认为：实之不存，华将焉附？
建筑除技术以外，也具有艺术属性。任何艺术从初始走向成熟，往往会成为程式，或称经典。但经典有时会是一种樊篱，束缚艺术进一步发展。发端与上世纪初的现代建筑运动，便是顺应工业革命需要，旨在冲破西方古典建筑程式束缚的一场伟大革命。当时建筑大师提出的一些口号，如：“建筑是住人的机器”、“形式服从功能”、“装饰就是罪恶”、“少就是多”等等，现在看来，有些矫枉过正。但革命总是这样，非过正难以矫枉。
这场革命的发源地，正是奥雷舍人家乡德国。因此，在我看来，CCTV新大楼，有着十分清晰的现代建筑运动印记。但奥雷舍人否认。他认为现在的建筑远比当年复杂，文化、艺术、技术、管理等领域都与建筑息息相关。他从不遵循某一种模式，或定位自己的风格。他认为每一项建筑都有其特定的地域环境和人文背景，正确拿捏、把握这些环境和背景，才是最重要的。他崇尚超越，始终追求新和变。
2002年4月，31岁的奥雷舍人拿着他的设计图来到北京，迎接他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沙尘暴，整个天空变成了橘红色。“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感觉自己好像到了炼狱。”奥雷舍人回忆时这样说。但真正把奥雷舍人投入“炼狱”的，不是沙尘暴，而是中国人对他的设计的排斥。“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壮怀激烈”的，不在少数。
国人愤怒奥雷舍人把CCTV新大楼弄成如此丑陋的“大裤衩”。奥雷舍人则认为只有这个“不惧权威、敢于尝试、无所畏惧、高度自信”（评委语）的“大裤衩”，才是新时期中国精神的体现。为了实施“大裤衩”，同一般外国建筑师“交了图纸就走人”的做法不同，奥雷舍人选择留在中国，亲自担承工程总指挥。
这一干，就是十年。
奥雷舍人身材高挑，外表俊朗，有着日耳曼人与生俱来的潇洒风度。2007年，在一次酒会上，认识了影星张曼玉，两情相悦，走到了一起。令奥雷舍人想不到的是，从此，国人，包括媒体，对“大裤衩”的兴趣似乎转移到了张曼玉身上，奥雷舍人的名字成了“张曼玉男友”。西方，建筑师有着崇高的地位，著名建筑师往往家喻户晓。在中国，原来远不如一个影视演员。奥雷舍人对中国的了解，也“拧巴”了。
奥雷舍人惊诧于长城的恢弘、紫禁城的深思熟虑，惊诧于北京的淡定和中国的无所不能，他甚至觉得在中国待下去，有一种“恐慌”的感觉。他因此十分想了解中国，了解中国这个迷一样的国家的博大精深。但他苦于不懂汉语，他除了要求翻译把中国人说的每一句话都翻给他听外，他还有个办法，那就是走路。他从长安街东头走到西头，西头走到东头，走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他上下班走路，在中国南方考察也走路……他用走路的方法，细细观察中国，观察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观察中国人的所思所想。
我是在杭州认识奥雷舍人的。在天香楼的酒会上，我礼貌地称他为著名建筑师。奥雷舍人似乎不太懂得中国人的礼节和客套，显得十分不安，嚅嗫着说：“我不是著名建筑师……CCTV项目可遇不可求……”他甚至有些脸红，那神情，竟像一个受宠若惊的孩子。
说到建筑教育，我说：“中国同德国不同，中国传统文化‘贵士贱工’，所以早先没有真正意义的建筑教育，我接受的建筑教育也是西方的。”奥雷舍人完全不理会我的拉近乎，不苟同我的说法。他说：“中国教育与西方不同，譬如老师画了个园，中国教育要求学生统一认定它是太阳，西方教育则允许把它看成向日葵，甚至土豆。中国建筑师因此做不出CCTV这样的设计方案。”——他说这么让人不中听话的时候，挖心掏肺般的真诚。
奥雷舍人的话其实是对的，点到了中国教育的弊端。但他不懂得酒桌不是学术场所。中国的酒桌文化，需要有点模糊，有点圆融，甚至有点口是心非。
诚然，当前中国学术场所，也模糊，也圆融，也口是心非。这是另外的议题，当别论。

2012年，我在北京再次拜访了奥雷舍人。这时候，CCTV已经竣工，他在北京成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事务所—Buro Ole Scheeren。他刚从欧洲信心满满地回来，他说西方建筑师为中国做的设计，都是在西方建筑事务所完成的。他要在中国的事务所，把设计做到西方去。
他选择了一家粤菜馆招待我。面对满桌的菜肴，奥雷舍人说，他刚来中国的时候，总以西方的思维回忆中餐，每次都回忆不起究竟吃了些什么。在西方吃饭，土豆、浓汤、牛排……一道道都是明确的。而中国文化，讲究和而不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连吃饭也这样……看来，奥雷舍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驾驭能力，已今非昔比！

我同奥雷舍人南来北往来，是为了寻求合作，遗憾没有合适的项目。此事一晃已三年多了。同许多中国人一样，我也不完全赞同“大裤衩”。这幢建筑发散的思维模式太西方，它没有任何外在的装饰，强头崛脑地矗立在北京核心商务区，不懂得妥协，不懂得迁就，不懂得中庸……但同时，我并不太过诟病“大裤衩”，也不希望奥雷舍人改变什么。奥雷舍人是一个认真睿智的建筑师。崛起的中国应该有包容的心态，去迎接奥雷舍人和他的“大裤衩”。

下面有花絮：
奥雷舍人，我司的合作伙伴。

部分代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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